壽司坦丁 Sociostanding：社會科學的迴轉壽司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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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中共官方的說法是：鄧小平和李鵬、李錫銘、陳希同等人，在 4/25 上午十點會面，所謂《四二六社論》，是由鄧小平本次講話改寫。吳國光和戴晴認為官方說法有幾處站不住腳的地方。第一、李鵬在 4/24 晚間召開常委碰頭會，在這場有正式記錄的會議上，所有常委一致同意將學運定性為「一場有組織有計劃的旨在打倒共產黨的政治鬥爭」；雖然李鵬在這場會議中，刻意把趙紫陽留在北京的心腹鮑彤支開，沒讓他來開會（鮑彤是政治局常委會秘書，按例應列席），但就算沒鮑彤，常委中的喬石和胡啟立都是趙紫陽的政治盟友，尤其胡啟立是挺趙紫陽到最後一刻的人，他們幾乎不可能任由李鵬推翻趙紫陽路線，除非，喬石和胡啟立已經知道李鵬代表的是鄧小平的意志；還有，如果李鵬並非鄧小平授意，這天晚上他在常委會主導的學運定性，為什麼會和鄧小平隔天的講話高度重合？。第二、張萬舒說，4/25 早上十點左右，新華社就已經收到幾項要點，國務院要他們依照這些要點草擬一篇社論，他們當晚發現，這些要點和李鵬發出的鄧小平講話要點一模一樣；問題是，他們收到要點的時候（4/25 10:00 am），鄧、李等人才正要會面，國務院怎麼有辦法預測鄧小平要說什麼？蘇陽和吳國光都認為，4/25 的會面，不過是中共政治中常見的追認合法性的場面罷了。其它還有一些蛛絲馬跡，比如李鵬在 4/24 上午找了萬里等人談話，但蘇陽認為，若無鄧的授意，以李鵬的輩份和層級，都沒有資格「召見」萬里（元老、人大委員長）。從各種材料判斷，蘇陽認為，吳國光和戴晴的判斷更可信，鄧小平向李鵬傳達指令的時間點（未必有見面），應是 4/23 晚上。

註2：「1989年元旦前，政治局常委開生活會，李鵬、姚依林帶頭批評我。其實那時他們已把我架空，但他們在會上都說我過問太多，他這個總理很難當。同時對改革開放這一套東西，提出了許多奇奇怪怪的問題。姚依林更直截了當地說，攻價格關這是什麼意思？是怎麼出來的？他當時沒有弄清楚這話不是我先講的，而是鄧小平講的，他以為是我提出來的，以此對我攻擊，實際上要清算，來算賬。」
「1989年元旦以後，也就是李鵬在政治局生活會上向改革開放發難以後，鄧知道此事很不高興。李鵬為此去鄧那兒解釋、表白，在這次談話中間，鄧向他講，趙要搞兩屆總書記，而且要他回去轉告其他政治局常委。」
趙紫陽，2009。《改革歷程》。新世紀出版社。

註3：「〔鄧小平〕說他和戈會晤後，兩黨的關係就恢復了。這和原來外交部的方案不同。我非常注意鄧的這句話。正因為上述這些考慮，在戈鄧會晤後，我同戈爾巴喬夫會見的一開頭就說，他與鄧的會見，兩黨的關係就恢復了。他同鄧的會見是他這次來訪的高潮。接著很自然地我就講了鄧在我黨的地位以及中共十三屆一中全會的決定。我的這篇講話，一舉解決了兩個問題：為什麼鄧戈會晤是中蘇的高級會晤；鄧目前仍是中共最高決策者是中央全會決定的，組織上是合法的。我當時感到這次講得非常得體，既解決了問題，形式也很自然。講話以後，開始聽到的是正面的積極的反映，後來我才知道，鄧的家人及鄧本人對我的講話不僅不高興，甚而非常惱怒。這是我始料不及的。究竟鄧為什麼認為我是有意把他拋出來，推卸責任？是什麼人，如何在鄧面前挑撥的，我至今也不知道。我本來出於好心，在維護他，保護他的形象，而盡到自己應盡的一份責任，卻不料引起極大的誤會，感到我是有意傷害他，我確實對這件事感到很大的委屈。這件事我本來可以不做，何必多此一舉，實在有些懊悔！」
趙紫陽，2009。《改革歷程》。新世紀出版社。

保守派的理論大將鄧力群在回憶錄中也提到，六四之後，當王任重把這些指控拿給趙紫陽，要他回應，趙紫陽的反應是「放聲痛哭，持續了一個多小時，一直冷靜不下來」。這位趙紫陽的昔日政敵，意有所指的說，他感覺趙紫陽確實有一些無法言說的委屈和苦衷。

註4：不只學界，趙紫陽也認為，五月中的抗爭升級，讓他的軟性方針在黨內信用破產、讓他翻盤無望，趙紫陽認為這是一個近似悖論的困境：抗爭必須先消散，以他為首的改革力量才有可能在黨內拿到話語權。王丹在回憶錄中也說，當時學生們沒有意識到趙紫陽的處境，他們沒有幫這個唯一能聯通的黨內力量造勢，反而把他逼到死路，他覺得這可能是運動失敗的原因之一。但蘇陽的研究證明了，趙紫陽和王丹的看法是錯的。

註5：雖然在天安門抗爭中能看見工人及其組織的身影，但那是少數和學生關係好的活躍份子，多數工人階級並未參與運動（沒有出現類似中東歐的大規模罷工），

註6：比如吳國光就認為：「軍隊的動員不是發生在政治局常委會關於戒嚴的決定之後，而是在這之前。軍隊領導人們，首先是鄧小平，還有楊尚昆，在沒有來自黨和國家文職領導層的授權的情況下，大規模地動員和調遣了人民解放軍。」

註7：趙紫陽說：陳雲、李先念、王震「對我非常不滿，甚至懷恨在心」；學運期間，這群老人對趙紫陽的不滿更是表現到極致。從 1989 年前後的各項史料，都看不出這些老人有在 1989 年 3 或 4月時被鄧小平說服，同意支持由趙紫陽接班第三代領導人的可能性；這再一次凸顯鄧小平在趙紫陽出訪北韓前說的，什麼我已經幫你擺平陳雲和李先念了、他們都同意讓你接班的繼承許諾（鄧小平甚至已經在和趙紫陽討論屆時要由誰列席），明顯帶有欺騙的意圖，它們更像是哄騙趙紫陽離京的誘餌；不過蘇陽強調，現有資料無法判斷，這究竟是一場鄧小平設下的馬基維利式的政治騙局，還是純粹是鄧小平反覆無常。

註8：這集聚焦在當時中共高層的鬥爭，但從趙紫陽和李鵬的回憶錄都看得出來，他們也有很多無關鬥爭的政治信念。以趙紫陽來說，他一直給學運空間，不純然是出於政治利益的考量，他一方面固然是高估鄧小平對自己的信任程度，但他顯然也是真心相信民主改革對中國有長遠的好處（如果他是個眼中只有政治利益的鬥爭機器，回國後就不會有那兩個禮拜的掙扎抵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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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1. Su, Yang（蘇陽）. 2023. Deadly Decision in Beijing: Succession Politics, Protest Repression, and the 1989 Tiananmen Massacr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 趙鼎新，2007 [2000]。國家．社會關係與八九北京學運。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原版：The Power of Tiananmen: State-Society Relations and the 1989 Beijing Student Mov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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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節
0:00-0:57 前情提要
0:57-2:18 Saily eSIM
2:18-4:04 離京後風雲變色（4/23~4/30）
4:04-8:22 趙紫陽的「雙週維新」（4/30~5/13）
8:22-11:06 學運的爛尾（5/13~6/2）
11:06-13:52 並非「革命」
13:52-19:47 手段（屠殺）與目的（清場）的極度脫節
19:47-31:39 六四屠殺的真正原因
31:39- 天安門幽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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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參考資料
Chapman, Jonathan, Erik Snowbird, Colin Camerer and Stephanie Wang. 2025. Looming Large or Seeming Small? Attitudes Towards Losses in a Representative Sampl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92(5): 2893-2922.【免費全文公開 Open Ac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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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節
0:00-0:42 開場
0:42-2:00 Saily eSIM
2:00-2:39 蘇陽是誰？
2:39-4:53 北京屠殺的基本事實
4:53-7:46 謎題：為何而殺？
7:46-8:49 八Ｏ年代中共的政治格局：一線／二線
8:49-10:19 八Ｏ年代中共的政治格局：改革派／保守派
10:19-11:23 當時鄧小平的處境
11:23- 定性競賽、登極美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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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1：
 • 當科學來襲，中醫為什麼沒消失？ep1「雜種醫」的史前史｜雷祥麟《非驢非馬：… 
EP2：
 • 當科學來襲，中醫為什麼沒消失？ep2 氣化世界的崩毀：中醫、細菌、與現代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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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 (0:20)：中國學者張憲文（2005）估算，到北伐結束時，各地方軍隊加入國民革命軍的人數約有 220 萬人（學界普遍認為這是高估的數字）。
註2 (0:37)：最後劉瑞恆（時任中華醫學會理事長、北京協和醫學院院長）只當副部長，部長的位置用來拉攏馮玉祥的人馬薛篤弼。
註3 (3:23)：余巖的提案與〈統一醫士登錄辦法〉、〈制定中醫登記年限〉、〈擬請規定限制中醫生及中藥之辦法〉合併為〈規定舊醫登記案原則〉。但以醫界春秋社為首的上海中醫團體，在他們發給全國中醫團體的快郵中，只給了余巖的提案（因為余巖提案的措詞比較激烈）。
註4 (3:35)：歷史學者 Nathan Sivin 告訴我們，直到 1920 年代，中國的富裕家庭仍然鼓勵子弟以「當官」為目的來選擇所學。同時，蘭安生在當時對中國社會的觀察也是：「在評估成功方面，中國人認為政府職位比金錢或是其他任何東西都還要重要」。以上引自雷祥麟的《非驢非馬》。
註5 (6:55)：栗山茂久認為，「風」原本帶有的「自然規律」的語意，但在漢代逐漸被「氣」這個字拿走。
註6 (7:32)：章太炎和惲鐵樵還有另一種說法：不是細菌導致疾病，是生病了才長細菌。章太炎說，當邪氣進入人體，會導致人體發熱或「停瘀」，進而讓細菌孳生，這是受到日本漢方醫湯本求真的影響，湯本說，細菌喜歡在人體內的瘀血處孳生。詳見：皮國立《「氣」與「細菌」的近代中國醫療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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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1. 雷祥麟（原著／修訂），陳信宏（翻譯）。2024。《非驢非馬：中醫、西醫與現代中國的相互形塑》。左岸文化。（英文原版：Lei, Sean Hsiang-lin. 2014. Neither Donkey nor Horse: Medicine in the Struggle over China’s Modernit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 Scheid, Volker. 2002. Chinese Medicine in Contemporary China: Plurality and Synthesis. Duke University Press.
3. 皮國立，2012。《「氣」與「細菌」的近代中國醫療史：外感熱病的知識轉型與日常生活》。國立中國醫藥研究所。
4. 林志宏，2011。〈北伐期間地方社會的革命政治化〉。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 36: 85-126。
5. 魯萍，2023。〈從國民革命到醫界革命：北伐前後中國醫界的「革命」訴求。收錄於《走過「廢除中醫」的時代：近代傳統醫學知識的變與常》。
6. 栗山茂久，2017。〈風的想像與中式身體觀的發展〉。收錄於《東亞醫療史：殖民、性別與現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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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一集預計下週同一時間上架，非常抱歉，請大家見諒 QA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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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 (0:20)：相較於內科，外科在中國儒醫眼中也被視為「末流之學」，情況一直要到日本侵華戰爭後才開始改變，詳見：皮國立，2020。〈戰爭的啟示：中國醫學外傷學科的知識轉型（1937-1949）〉。國史館館刊 63: 89-126。
註2 (0:31)：1890 年代，上海格致書院（一所由李鴻章、傅蘭雅等中西官商合辦的新式學校，學生主要由舉人和貢生組成）出現過這樣的考題：「西方醫學是什麼時候出現的？誰開創的？請你分析中醫西醫的優劣」（泰西醫術，昉自何時？傳自何人？其治病諸法，各國有無異同？視中西醫理精粗優劣如何？試詳証之？）。影片中引述的文章就是李經邦的答案，它被收錄在《皇朝經世文》和《藝學叢考》中，顯見廣受當時士人肯定。
註3 (2:29)：疫情的起源點在蒙古草原。1910 年 10 月 25 日，中俄邊境的土撥鼠毛皮交易重鎮滿洲里出現首例，原本透過跳蚤傳染的腺鼠疫（1896 年，台灣也才剛發生過腺鼠疫，約兩萬多人死亡），發展成飛沫傳染、致死率接近 100% 的肺鼠疫。鼠疫桿菌很快跟著返鄉過年的內地苦工進入中國東北。
註4 (2:35)：以哈爾濱為例，城市人口 8 萬人，死亡 9 千人，死亡人口比重為 11.2%；哈爾濱附近的雙城城廂人口約為 3.4 萬，而死於鼠疫者為 4551 人，佔總人口的 13%。
註5 (4:15)：從外科口罩出現到滿洲里鼠疫之間（1897-1910），口罩主要作為一種防止醫生護士的唾沫噴到病人傷口的單向的抗菌裝置（許多篤信細菌病原論的醫生並不相信口罩這麼粗糙的裝置能過濾細菌、達到「雙向」保護）。那口罩是什麼時候開始應用於傳染病的場景呢？St. Andrews 大學的醫學人類學者 Christos Lynteris 認為，雖然不少學者把這個歷史時刻定位在滿洲里鼠疫（1910-11），但在此之前，比如 1900 年的大阪鼠疫，日本醫生就已經開始配戴口罩；歐洲著名的「喙形面罩」（beak mask）則是更早期用於傳染病的口罩，雖然那不是出於對細菌的認識，而是為了防止「瘴癘之氣」（miasma）。對 Lynteris來說，定義「第一個發明的防疫口罩」很難，他認為伍連德在東北鼠疫中做到的，並不是首次發明防疫口罩，而是成功的將「戴口罩」變成是全球遵行的防疫標準作業。詳見：Lynteris, Christos, Tomohisa Sumida, and Meng Zhang. 26 Apr. 2021. The History of Plague Masks in East Asia. Max Planck Institute for the History of Science - The Mask Arrayed.
註6 (10:03)：另外，余巖也認為「中醫能治病」有一部分是俗民錯覺，來自安慰劑效應或免疫自癒。
註7 (10:07)：張哲嘉（2017）告訴我們：「十五世紀之後一個明顯的社會現象是科舉考試的競爭益發激烈，鄉試通過的比例從原來的 10% 上下陡降到 5% 甚至於 2%。社會出現了眾多長年淹 留舉業卻難以取得更高功名的讀書人，『棄儒業醫』就成為很多人的轉業選擇」。
註8 (10:55)：根據李建祥提供的史料，軍閥時期北京德國醫院單次診金（不含藥費）是 6 元，而 1923 年北京近郊農戶平均年收入約 93 元（即平均月收約 7.7 元）。
註9 (11:11)：比如顧實在 1928 年的《醫界春秋》中就說：「中醫學校者，學至於為中醫而止，自由營業，南面王不以易也，是固無學可升，豈有嵌入學校系統之必要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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