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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冲击从三个传导渠道影响我国出口,一是成本端渠道,二是需求端渠道,三是竞争力渠道。渠道一和渠道二或最先受能源价格上行的影响显现,竞争力渠道对我国出口的提振更偏中期。对应我国出口节奏或先下后上,结汇盘中期依然是人民币升值的重要支撑。
近期人民币升值速度有所加快,其背后主要受两股力量共同推动:一是地缘情绪缓和背景下,美元指数阶段性走弱;二是国内权益市场情绪回暖推升人民币计价资产收益率,同时出口韧性也是过去支撑人民币汇率的重要因素。
但在当下地缘政治冲突持续推高油价的背景下,能源成本后续是否会削弱我国出口竞争力,进而影响结汇盘力量。
本文从以下三个渠道分析能源冲击对出口的影响,分别是成本传导渠道,需求渠道,产业链替代与竞争力渠道。
1,成本传导渠道
能源成本增加直接影响运输成本,海运、空运成本以及出口商观望情绪上升一定程度抑制部分出口需求。3月出口订单P M I分项的上行更多受春节复产的季节性因素推升,近5年春节后单月出口情绪均为全年相对高点。
高频数据显示港口周度吞吐数据已出现边际走弱迹象,但我国成本端韧性较强,成本因素或不会成为影响出口的主要因素。能源冲击对出口的第一条影响路径是成本端渠道。其核心逻辑在于国际原油、天然气等能源价格上涨会直接推高交通运输成本,同时通过工业品价格传导抬升出口企业的生产成本,叠加出口商观望情绪上升,共同对出口需求形成抑制。
首先是运输成本的直接冲击。我国约95%的进出口货物运输通过海运完成,航空货运则承担高附加值产品(如电子产品、医药)的运输。能源成本上升首先体现为海运燃油(船用燃料油)和航空燃油价格的大幅上涨。
以波罗的海原油运价指数和成品油运价指数为例,在地缘冲突发酵阶段,两者曾出现阶段性跳升。尽管当前部分运价有所回落,但整体仍高于冲突前水平。运输成本的增加最终会通过两种方式传导至出口端:一是出口企业被迫承担部分新增运费,压缩利润空间;二是企业将成本转嫁给海外进口商,削弱我国产品价格竞争力。对于利润率较低的传统劳动密集型产品(如纺织服装、小商品),运费上涨可能导致企业接单意愿下降。
除实际成本增加外,能源价格剧烈波动还会触发出口商的观望情绪。当能源价格走势不明朗时,出口企业倾向于延迟签订长期订单,或缩短报价有效期,以避免未来成本超预期上升带来的损失。3月出口订单P M I分项虽有所上行,但需注意春节后首月通常是企业集中复产、订单释放的高峰期,P M I上行更多是季节性效应带来的提振。
回顾过去5年的数据,春节次月的出口订单P M I均高于全年P M I均值,表明3月的回升更多是季节性规律而非需求因素主导。剔除春节效应后,当前出口订单的实际景气度弱于二零二三和二零二四的峰值。
同时从更高频的港口吞吐数据来看,近期我国港口周度吞吐量呈现边际走弱迹象。根据交通运输部发布的监测数据,3月下旬以来,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呈现边际走弱迹象,部分港口甚至出现负增长。这一变化与能源成本上升带来的运输效率下降、部分航线班次调整有一定关联,导致部分订单出现推迟或分流。3月下旬以来,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呈现边际走弱迹象。
但需要强调的是,尽管上述机制在短期或对出口造成一定扰动,但我国出口的成本端韧性较强,成本因素不太可能成为影响出口的主要变量。一是我国制造业能源利用效率持续提升,且电力结构中煤电仍占主体,煤炭价格相对独立于国际油气市场,这为部分企业提供了“缓冲垫”。二是我国出口结构已向高附加值、技术密集型产品转型,这类产品对能源成本的敏感度低于低端制造业。因此,成本端渠道更多表现为边际扰动而非系统性冲击,真正的核心变量或仍在于全球需求侧的变化。
2,需求端渠道
国内生产端受能源冲击较小,但需求端压力突出。二零二五年,主要新兴市场占中国出口总额近40%,此类经济体高度依赖石油天然气进口,一旦供应中断导致油价飙升,滞胀风险将显著抑制其进口需求。能源冲击对出口的第二条影响路径是需求端渠道。
与前文成本端传导的边际扰动不同,需求端冲击的影响可能更为深远——虽然目前尚未完全显现,但需要警惕外需走弱带来的出口订单下滑风险。新兴市场是中国出口的核心增量来源。二零二五年中国出口同比增长5.5%,增长动能主要来自新兴市场,包括东盟、非洲、中西亚、拉美和印度,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23.6万亿元,增长6.3%,占进出口总值的51.9%。对东盟、拉美、非洲进出口7.55万亿元、3.93万亿元、2.49万亿元,分别增长8%、6.5%和18.4%。
但在上述经济体中,许多国家高度依赖进口石油和天然气,对能源价格波动极为敏感。一旦国际油价大幅上行,这些国家的输入性通胀压力将急剧攀升,实际购买力侵蚀将最终抑制其从中国的进口需求。根据I M F预测,受到能源冲击的影响,将二零二六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从今年1月的3.3%下调至3.1%。在不利情景下,全球经济增速将降至2.5%。若中东冲突长期化且能源价格维持高位,全球经济增速可能进一步降至约2%。
更为重要的是,亚洲地区对能源的依赖程度高于其他地区——石油和天然气的使用量约占亚洲G D P的4%,这一比例是欧洲的两倍。虽然各国差异较大(马来西亚、泰国均超过10%,而澳大利亚、新西兰仅约2%),但整体而言,亚洲经济对能源的依赖程度显著高于其他地区。
能源价格大幅上涨将直接挤压亚洲国家居民的消费和投资空间。如果冲突持续,化肥以及氦、硫等中间品的断供,将进一步增加供应链压力。间接渠道也会进一步放大能源冲击对经济的伤害。
3,竞争力渠道
能源冲击可能加速部分国家去油气化进程,中国在新能源领域的全球竞争力(光伏、风电、电动汽车全产业链)有望转化为出口溢价,同时在东南亚面临短期能源约束的背景下,部分订单回流也能支撑我国短期出口韧性。
虽然能源冲击可能导致海外经济增速放缓,但中国在新能源领域的全球竞争力(光伏、风电、电动汽车全产业链)有望转化为出口溢价出口结构升级部分对冲需求端压力。2025年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5.25万亿元,增长13.2%。
“新三样”、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分别增长27.1%和48.7%。自主品牌产品出口增长12.9%,占出口总值的比重提升1.4个百分点。
同时中国出口商品结构持续优化,部分品类对传统能源的依赖度较低,受外需走弱的冲击相对有限。二零二五年机电产品出口再创新高,连续第二年突破2万亿美元。
出口增速高于全商品2.9个百分点,在拉动货物出口稳定增长方面发挥主力军作用。占全商品出口的比重达61%,较二零二四年的59.4%提升1.6个百分点,凸显机电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货物出口的结构性升级趋势。
二零二五年在海关总署公布的12大类机电产品中,集成电路、汽车整车、汽车零配件、通用机械设备、船舶、音视频设备及零件、液晶平板显示模组、医疗仪器及器械等8个品类出口实现增长。
其中,汽车出口创832.4万辆的新高,较上年高出近200万辆;集成电路出口创2019亿美元的新高,连续26个月同比增长。汽车、集成电路、船舶等新兴行业和高附加值行业出口比重提升,合计拉动机电出口增幅3.7个百分点。二零二五年机电产品出口再创新高,占全商品出口的比重达61%
因此在传统出口需求因全球滞胀风险而承压的同时,以新能源汽车、光伏组件、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为代表的产品一定程度能够弥补这一缺口。
能源冲击可能加速部分国家去油气化进程,中国在新能源领域的全球竞争力(光伏、风电、电动汽车全产业链)有望转化为出口溢价,成为弱化本轮能源冲击负面影响的关键变量。
能源价格上行对出口的影响将分渠道、分阶段显现:成本渠道和需求渠道或率先承压,而竞争力渠道的提振作用更偏中期。这意味着我国出口节奏可能呈现"先下后上"的特征。在此背景下,结汇盘仍是中期人民币升值的重要支撑,短期仍需防范美元指数走弱对人民币的被动升值压力。人民币短期若有效跌破6.8附近的“待结汇盘”成本线,“待结汇盘”的结汇速度或可能加速,进而推动人民币快速升值。
二零二六年二季度人民币汇率走向与节奏或取决于三方面因素,一是央行中间价的调控力度以及“待结汇盘”的结汇意愿;二是外部美指方向性演绎以及国内权益市场的表现;三是出口能否继续保持亮眼表现。